涡阳老子故里为何关闭？

一、涡阳老子故里为何关闭？

涡阳老子故里关闭的原因可能是由于维护、修缮或其他管理方面的考虑。具体的关闭原因可能需要进一步的调查和了解。

二、老子故乡是涡阳吗？

老子故乡不在安徽省涡阳县，千真万确在河南省鹿邑县。鹿邑县城内有老君台，是老子升天的地方。鹿邑县城东面太清宫，有老子母亲的坟墓。

近年来，安徽涡阳与河南省鹿邑县争抢老子故乡一事炒作得沸沸扬扬，事实胜于雄辩，老子故里在河南省鹿邑县有历史依据，有专家的论证，不是涡阳说老子故里在他们那里，就变成了在他们那里。

三、老子故里到底是河南鹿邑还是安徽涡阳？？？

先奉上大唐圣祖太上玄元皇帝老子画像以示尊崇。

鉴于有人对古代鹿邑属亳的情况不了解，亳州的行政沿革又比较复杂，就先把部分历史上的行政区划附带出来：

三国时期为魏国陪都豫州谯郡（类似副省级）

唐代为河南道亳州（类似地级）

北宋为淮南东路亳州（类似地级），又升为集庆军节度。宋真宗朝拜老子后，改真源县为卫真县。另：此图行政边界比较粗略，容易误导人。也可参考下图。

金代为南京路亳州（类似地级）。

元代为河南江北行省归德府亳州。此时亳州隶属于归德府，下辖有鹿邑县、卫真县（后并入鹿邑）、酂县（后脱离亳州并入归德府直隶永城县）、谯县、谷熟县（后脱离亳州并入归德府直隶睢阳县）、城父县（期间曾并入谯县）等六县。元初蒙哥汗令张柔率领山前八军镇守亳州，元末刘福通红巾军起义拥立小明王建立韩宋政权，以亳州为都。

明代为南直隶凤阳府亳州。明初废城父县、谯县并入亳州，鹿邑县脱离亳州，降亳州为县，隶属于凤阳府颍州，弘治九年复升为州。洪武二十二年于亳县设武平卫，属河南都指挥使司，后又属中军都督府，弘治九年设义门巡检司。

清代为安徽省颍州府亳州（类似县级）。雍正年间曾短暂升为直隶州，辖有太和县、蒙城县，后降为散州，改隶颍州府。

清末划拨亳州、宿州、蒙城、阜阳四州县部分地域新设立涡阳县

民国阜阳亳县（县级）（网上搜的，原本就打了马赛克，图源不明）

建国初期阜阳专区亳县（县级）

现在安徽省亳州市（地级市）

这是宋史关于宋真宗朝谒亳州太清宫的原文。

以下为正文

首先声明：本人为一名涡阳人。

看懂这篇回答需要较高的繁体字识读与文言文阅读能力。此外，文中有大量地方方志文字的插图与相关链接，阅读价值很大。回答的后四分之一是有关义门镇历史沿革的延申探索，对此无兴趣的读者可跳过。多图请谨慎！

关于老子故里的争议，纷纷扬扬近三十年，两地从红脸互怼到现在各唱各的，也算是名人故里争夺战的全国典范了。

察各方观点，从最初的一头雾水，久而久之心里已经有了判断。鹿邑县从史料记载和文物遗存等诸多方面明显压制涡阳说，至于什么当今鹿邑太清宫在涡河以南的质疑，完全可以参考元代亳州鹿邑治涡的记录（明代以前鹿邑多是亳州辖境）。

看了很多涡阳说的论据，其实都不能摆脱的问题：到底哪里是真源县或苦（其音为hù）县？谷水何在？下面仅举几个例子：

真源县的历史沿革，自东汉记述详备，大体可见于后文。涡阳说怀疑真源县并非位于今河南鹿邑（元代以前的真源县/卫真县与鹿邑县是两个县级单位，涡阳方面认为这两座县城距离太近，不可能并存。实际上今天的鹿邑县沿用的是真源县的县城，鹿邑县的老县城在鹿邑县境西部。），又依据明代以来的地方方志认定今涡阳县义门镇为唐宋时期的真源县，从而将老子籍贯限定在今涡阳县境内。然而义门距离原城父县城约八华里，显然比涡阳说所质疑的唐代鹿邑县与真源县相距过近的问题更严重。更致命的是，义门集距离涡阳的老子庙较远，且远离涡阳认定的所谓“谷水”——武家河，与史料记载不合，故而涡阳方面为了自圆其说而称真源县（苦县/谷阳县）最初位于武家河畔的涡阳县张老家村，后来为了交通方便才西迁到了涡河边的义门集，此为所谓谷阳不断南迁，在唐代迁到今义门涡河岸边，由于县治所从谷之阳移到谷之阴，再称谷阳就名不副实了，于是改为真源。。（事实上此解释没有任何历史依据，纯属向壁虚构。）

将义门视作真源县的依据多来自于颍州志、涡阳县志之类的明清地方志。此说法看似有根有源、不可置否，但其实涡阳县志还记有：唐时县边依隋旧而错真源／颍州府志／义门集／即唐真源县也／明嘉靖时／濮阳李先芳义门玄帝庙记／据旧志／义门即唐之真源县／先芳所见当是明初旧志传闻／有自元和郡县志／亳州真源县／东至州五十九里／鹿邑志唐改谷阳为真源／谷阳城在其东十里／又谓鹿邑县东至亳州五十里／唐里视今差小／唐真源盖即今鹿邑东谷阳镇／他书亦无移至亳东之证／谓义门为真源县／盖非／考宋书州郡志／父阳（清末毕沅考证应为谷阳。用父阳作地名查无出处，父、谷字形相近，应为讹误）本苦县／隋志谷阳后齐省／知宋（此处为南朝刘宋，不是后来的赵宋王朝）犹存／新唐书志真源县本谷阳／亦即宋之父阳／宋自张永败后／始失淮西四州／则元嘉二十七年以前／谷阳当然在其境内／鹿邑志以通志不引／谓非宋有／盖误／寰宇记城父县有父水（疑应为欠水，即今天的芡河。涡阳县志编者在此处似乎是要用城父县的父水与父阳扯上关系）／隋唐县域视古多倍犬牙绣错／今昔或殊／义门涡滨／旧为白龙王庙／地方当陈宋亳水陆要冲／官吏时有错驻／明中叶犹驻归德通判（实际上明代亳州武平卫曾隶属于河南都指挥使司统辖，在义门巡检司驻扎河南归德府的武官是完全可能的。）／尝见石碣／其结衔云／归德府通判驻箚白龙王庙督捕厅／当时地属邻省／犹得移驻／况唐本同州／华离错置／安保必无／使执今舆图／谓义门有归德置吏必哗且怒／事实顾在／亦无能掩／上疑唐制／殆亦如是／颍州府志谓有真源地／自昔传疑／今当从之。

县志下文另有一段涡阳县志编者对义门为真源县的解释：

按 真源县治今河南鹿邑，不得越谯、城父两县治。是惟史载：天宝十年，杨万里(注：此处应为误刊，实际为杨万石)以谯郡降安禄山，逼真源令张巡为长史，使西迎贼。巡与城父令姚訚誓师勤王，是时真源遂陷贼。而此集去城父近，或巡与后令李贲尝侨治此。若晋浚仪治城父、明归德通判驻义门欤？

目前，已知的称义门为唐真源县最早记载为明嘉靖年间的亳州志及义门玄帝庙记：据旧志，义门即唐之真源县，以近老子天静宫故也（此处申明了将义门视作真源县，是因为它靠近天静宫的缘故），而在此之前的记载尚未发现。然而与之相对的，义门玄帝庙记的作者兼嘉靖亳州志的主要编者，时任亳州知州的李先芳在嘉靖亳州志卷四中同时也表达了：近指天静宫为苦县、义门镇为真源，恐未然。

另据《元史·卷五十九》记载，元初（亳州）领县六：谯、酂、鹿邑、城父、卫真（真源县在北宋以后的名称）、谷熟。后以民户少，并城父入谯，卫真入鹿邑，谷熟入睢阳，酂入永城，其睢阳、永城去隶归德。后复置城父。后来，我曾于某篇文章中见到一个猜想：城父县在元代恢复建制初期曾于义门附近短暂设立过县治，依据是元代城父县的伯颜祠碑记：“县治义门乡”，且文中介绍了元代城父县城有色目人居住，这与义门镇作为亳州境内一处主要的回族聚居地的情况相符合（此系假想，详见后文的义门沿革部分）。依我个人观点，这段历史很有可能即是所谓义门即唐真源县的真正来由。（当然义门镇民间曾有东、西真源之说法，不排除义门曾为真源县临时县城的可能，但是可能性应该不大。）

如果说把义门视作真源县还有《颍州志》这样的方志记载来佐证，那么涡阳说所提出的真源县（苦县）县城最初位于张老家的说法，则就不知来由了，像是为了圆义门说的不足。并且，宋代的太平寰宇记将在义门以东的今张老家附近的所谓扶阳故城（有争议，今多认为在萧县）计入义门西邻的城父县城的辖境以内，更加证明夹在二者之间的义门集在宋代即属于城父县管辖，而非独立建制的真源县或卫真县。

《太平寰宇记》城父县以下记有：“扶阳故城。在县东北三十六里。汉为县，属沛郡。宣帝封韦贤于此，谥曰节侯，又曰恩泽侯。表在萧，案邑，名扶阳。《地理志》云：‘扶阳县属沛郡。’”

像这种靠着先入为主、信口开河、揣测疑似、文字游戏、模糊其辞、跳跃论证、野史传言而完成的推断，在涡阳说中比比皆是，大多是以几位国学底子薄弱的中学语文老师的或是业余或是有意的肤浅理解为主力，并不见得是古人“皓首穷经”的严谨考证态度，反倒显得很业余很砖家，不可轻信其言。涡阳说的论证文章精于断章取义与无中生有的笔法，或者隐瞒亳州东南部城父县的长期存在，或者以静止的观点来误解不同时期一地多名的现象，或者偷梁换柱将两个不同的各自划入苦县与承高县的相县进行混淆，或者选择性忽视圉（yǔ）在今河南杞县西南而非阜阳的学界公论，或者罔顾元代涡河鹿邑段改道的历史记载，或者强行解释张巡西迎安史叛军的“西”，或者胡诌出根本不是出自相关文献的伪证……总之，漏洞错讹百出，算是欺负没较真读过书的人吧。

涡阳说很喜欢编织民间传说和童谣，比如所谓老子故里涡阳人至今避讳李子名称而改称其为灰子，并宣传这是涡阳独有的叫法。实际上灰子之名，广泛存在于中原地区。

关于元代涡河鹿邑段因黄河泛滥而改道的史料有：

元统年间鹿邑县的《重修奉元明道宫记》：“老子生殷亳社苦县厉乡曲仁里，距县东不半舍。九龙井在焉。……允惟明道故宫，以河、涡混汇圮溺，迨乎石、李二公相继为真人，结庐恳田，充以岁廪事，修治疏河流出北门。”元初《重修亳州太清宫太极殿碑》也载，“太清倾罹兵烬，复值河、涡合流，向之仙宫飘荡无余……时则有今安肃公张柔戍兵亳社，命官持疏，俾事修建。”清代乾隆鹿邑县志记载：“涡水故道自经黄河冲决，谷岸变迁，惟城东二十里外尚循故道，其城西自安平以东，稍徙而北，虽东南流者数枝，纵横皆涡水旁出，随地易名，然直趋东南不复曲而东北与城东之涡水合矣。至所谓苦县西南以至相县城南者淤塞已久，非复旧迹。至元初，张柔守亳州，于今城北四里，开东西直河，上下通涡，以便馈饷……但不能久通舟楫耳。其城西故道南出者，在黄堌寺水口巨阔而弥望平衍，堰筑甚固，一有蚁穴则泛溢害稼，惟相其势，而时防之可也。”《大清一统志·归德府·山川·涡水》载:“鹿邑县涡水……明初因黄河冲决，水道大变，唯城东尚循故道，其城西与北，虽有数支旁出，皆随地易名，直趋东南，不复曲而东北与城东之涡水合矣。”乾隆《归德府志·卷十六·鹿邑诸水》记载：“城西故道南出者，上有回龙寺决口，下有黄堌寺决口。”

了解了涡河改道的历史之后，再去看涡阳方面认定老子故里必在今天改道后的涡河河道北，并以之为标准参考的做法，让人联想到了一个成语：刻舟求剑。

再比如武家河名称的由来，涡阳说新造出一个武则天修改谷水名称的传说，全然未顾及长期以来今武家河干流本名雉河以及涡阳县城原名雉河集的事实。至于陈桥驿先生所言谷水就是武家河以及水经注错简的猜想，前者是先认定老子故里在涡阳，进而认定谷水很长无法湮灭，进而认定武家河是谷水，进而认定老子故里在涡阳…这是个循环论证的错误逻辑；后者大胆假设水经注错简，却未小心求证出为何要把错简部分安在城父县至下城父聚之间的涡河河段，而非安放在城父至更下游的郎山乃至龙亢之间…其实这种安法也是个很玄乎的循环论证。

民谣有所谓“楚之苦，涡之阳，谯之左，谷水旁，九龙井，流星园，老子故里在涡阳。”，然而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涡阳县人，我听过的涡阳民谣仅仅有诸如“月姥娘、八丈高，骑白马、带腰刀，腰刀快、切白菜，白菜老、切红袄，红袄红、切紫菱，紫菱紫、切麻子，麻子麻、切板闸，板闸板、切黑碗，黑碗黑、切粪堆，粪堆臭、切腊肉，腊肉辣、切苦瓜，苦瓜苦、切老虎，老虎一睁眼，七个碟子八个碗。”、“毛娃睡，毛娃乖，毛娃不睡眼睁开，卖馍嘞咋不来，叫俺嘞毛娃饿起来！”之类的内容。老子故里在涡阳的说法，起码在九十年代以前并不为涡阳本地人所广泛了解。涡阳编织的传说与民谣，与两千多年前吴广扮演“大楚兴，陈胜王”的狐狸叫是异曲同工罢了。

南朝史书《宋书·卷八十六》记载有刘宋时期泰始年间，淮西人贾元友向宋明帝刘彧上书曾言：“龙山雉水（龙山即涡阳境内龙山；涡阳志编者根据史料及干流走向提出猜想，认为雉河在郦道元之前曾为古北淝河上游，本为犬隹水，音同垂，我本人不认同这一说法），鲁奴、王景直等并受朝爵，马步万余。”，而水经注则是在稍晚的北魏时期对谷水有所记载。由此可知在南北朝时期雉水（今武家河）与谷水已是各自存在。

清末《亳州志》亦记载：武家河，发源于商丘县界沟集西五里，至武家桥离州城三十五里，下至黄家营前黄家桥，下至吴（注：民国《涡阳县志》引《亳州志》为“武”，由河的名称推测，“武”字应较确）家庙联珠桥，再下至王哑子桥观音堂前三里许，入雉河达涡。而后面的记述更是说明雉河今名武家河是因为武家河水患严重，治理雉河必治理其支流武家河，久而久之也就通名了。

事实上，今人已考证出永城的犬丘为杜预误注，此处所谓犬丘实际应为太丘，而犬丘实地在古句阳县境；犬隹水即为犭阝乡（今商丘）的猚水，后来称作获（獲）水、汴水，注入古泗水。故而雉水即北淝上游的猜想可以告一段落了。

今或云：雉河上游经过商丘市谷熟镇，且与浍河（古涣水）相通，故而为谷水。谷熟（实为榖熟）本是古代的一个县，《水经注·睢水》：“睢水经谷熟，两分睢水为蕲水，故二水所在枝分，通谓兼称。谷水之名，盖因地变。然则谷水即睢水也。”然而在汉字简化之前，此“榖”非彼“谷”，汉字简化方案将两个不同的字合并，这给后世研究带来了极大的误解和麻烦。譬如有些持涡阳说的门派在论证谷阳县在涡阳的时候，把位于蚌埠市固镇县（固镇得名即来自谷阳镇）的谷（榖）阳县也牵强地拉来做证据，这完全犯了更低级的错误。

2020年涡阳县的涡文化研究班在讲授所谓“老子故里就在涡阳•十证博天下”时，仍在错用位于蚌埠市固镇县的古代谷阳县。

水经注《阴沟水》中所记述的涡河的谷水是“谷水首受涣水于襄邑县东，东迳承匡城东……谷水又东南迳已吾县故城西……谷水又东迳柘县故县东……谷水又东迳苦县故城中……“。这与如今武家河的流向大为不同，而古代雉水流向与之接近的可能性也不大。

况且《前汉书·地理志》记载有：“淮阳国，高帝十一年置。莽曰新平，属兖州。户十三万五千五百四十四，口九十八万一千四百二十三。县九：陈，故国，舜后胡公所封，为楚所灭，楚顷襄王自郢徙此，莽曰陈陵。苦，莽曰赖陵。阳夏。宁平。扶沟，涡水首受狼汤渠，东至向入淮，过郡三，行千里。固始、圉、新平、柘。”此为东汉班固所修的正史，苦县与陈地、阳夏均隶属于淮阳国，而淮阳国在古陈州府治，亦即今河南周口市淮阳区，在西汉与今涡阳天静宫地区还隔着沛郡的谯县以及城父县，在东汉更是隔着沛国的谯县与汝南郡的城父县与思善县（今亳州南部的古城镇附近），正可谓是“鞭长莫及”。

南朝刘宋时期的史书《后汉书·祭祀志》中说：“桓帝即位十八年，好神仙事，延熹八年正春月使中常侍左悺之陈国苦县祠老子。同年十一月，以使中常侍管霸之苦县，祠老子。九年，亲祠老子于濯龙，文罽为坛，饰淳金扣器，设华盖之坐，用郊天乐也。”

三国时代的谯县人（今亳州谯城区人）魏文帝曹丕在黄初三年十月十五日（日期来源见于古籍《隶续》）颁布有《魏下豫州刺史修老子庙诏》：“告豫州刺史，老聃贤人，未宜先孔子。不知鲁郡为孔子立庙成未?汉桓帝不师圣法，正以嬖臣而事老子，欲以求福，良足笑也。此祠之兴由桓帝。武皇帝以老子贤人，不毁其屋。朕亦以此亭当路，行来者辄往瞻视，而楼屋倾颓，傥能压人，故令修整。昨过视之，殊整顿。恐小人谓此为神，安往祷祝，违犯常禁，宜宣告吏民，咸使知闻。”黄初三年（222年）十月，曹丕从许都返谯，并进而南下征伐孙权。从许昌前往谯县（亳州）需要经过亳州以西的今鹿邑县境，而不必绕道亳州东南的涡阳天静宫。（鲁孔子庙之碑：“旧居之庙，毁而不修。褒成之后，绝而莫继。阙里不闻讲诵之声，四时不睹蒸尝之位。斯岂所谓崇化报功，盛德百世必祀者哉？嗟乎！朕甚闵焉。其以议郎孔羡为宗圣侯，邑百户，奉孔子之祀。令鲁郡修起旧庙，置百石吏卒以守卫之。又于其外，广为屋宇，以居学者。”曹丕将苦县老子庙与鲁郡孔子庙并举，说明此处的老子庙与今天曲阜的孔府同为先贤故居。）

《晋书卷一四志第四》云：“苦东有赖乡祠，老子所生地”。此外还有，《晋书》涉及历史上著名的苦县大屠杀的记述：“永嘉五年，薨于项。秘不发丧。以襄阳王范为大将军，统其众。还葬东海。石勒追及于苦县宁平城，将军钱端出兵距勒，战死，军溃。勒命焚越柩曰：‘此人乱天下，吾为天下报之，故烧其骨以告天地。’，于是数十万众，勒以骑围而射之，相践如山，王公士庶死者十余万，王弥弟璋焚其余众，并食之。”其中，宁平城是归属于苦县所辖的，而宁平城今址在河南省郸城县境内的宁平镇。

东晋咸康三年，苦县改名为谷（父）阳县。

南朝刘宋宗室刘义庆（403-444）所著的志怪小说集《幽明录》中记述有：“襄邑县南濑乡，老子之旧乡也。有老子庙，庙中有九井，能洁斋入祠者，水温清随人意念。”

《魏书·卷一百六中·志第六·地形二中》：“小黄刘裕置，魏因之。有曹腾墓、曹嵩墓、邓艾祠。浚仪有城父城。谷阳有苦城、阳都陂、老子庙、栾城。东燕有蔡水、冯唐冢。武平正始中置，有武平城、赖乡城。天平二年置镇，武定七年罢。”此处武平城为位于鹿邑县西北邱集乡的武平城村，曾为曹操封地，明代亳州武平卫得名即由此。由于刘宋时期武平县省入谷阳，北魏正始年间复置武平，北齐时期谷阳又省入武平，武平、谷阳两县在南北朝时期时分时合，交替隶属，所以，北齐收撰《魏书》时，可能把两县地名混淆了，把谷阳县的赖乡城误记到武平县名下，但这也说明武平与谷阳是紧紧相邻的，反映出苦县（谷阳县）只可能在亳州以西的现实。

隋代薛道衡所撰的《老子碑记》：“对苦、相之两城，绕涡、谷之二水。芝田柳路，北走梁园；沃野平皋，东连谯国。”其中梁园为商丘，谯国为亳州：可谓是把方位描述得清清楚楚。

宋代的《太平寰宇记》鹿邑县记载有瀖水（今鹿邑黑河）：“瀖水，一名曲水，源从陈州宛丘县东北固（一作涸）。河出，至县界，入真源县。”这说明古代鹿邑、真源两县是紧邻的。

南北朝时期在今涡阳县城一带设立的行政单位很可能是北新安郡/蒙郡/蒙县，城址为涡阳县城东的蒙关村（详情可见后文涡阳县沿革部分的蒙馆镇介绍）。正所谓历史变换，世事沧桑，一千多年后的“蒙”与“涡阳”发生了张冠李戴的情况：蒙城县名来自上游涡阳境内，涡阳县名来自下游蒙城境内，两地地名发生了戏剧性的南北置换。

相较而言，以更严谨的态度来论说涡阳鹿邑两地观点的交锋，可从下方链接略知一二。

此为涡阳说的一些论据陈列，更多论据可进入博主页面。另外，老庄故里考辨的作者王振川先生原为汽车工程师，近年来专心致志地为涡阳方面东奔西走，被涡阳方面奉为“研老专家”座上宾，但其资历与社科院研究员的身份一直倍受怀疑，此处不做详细介绍。王先生的论证文章是很初阶的，譬如在张老家就是苦县的文章中，他这样论证：“我敢大胆的确定，这张老家，就是老子时代的由相县县城西移的楚国苦县县城；在前汉、后汉时期，张老家这地方依然叫做苦县，但是归属淮阳郡（前汉）和陈国（后汉）管辖。近代涡阳本归属阜阳，阜阳以西岂不就是淮阳嘛！”阜阳在汉代属于汝南郡而非淮阳，用近现代涡阳隶属于阜阳的背景，来敲定汝南郡以西的淮阳在汉代管辖汝南郡以东的涡阳，这个逻辑方法很清奇嘛！

后来涡阳说在难以证明涡阳辖境就是苦县（真源县）情况下，又翻出近代疑古派的文章对现存史料提出了怀疑，并且打倒矛头直指史料的根源：《史记（今本）》。涡阳说从近代马叙伦等人的论述中认为，现存史记中关于老子是楚苦县厉乡曲仁里人的记载为后世篡改或错讹，水经注又在清代因散乱佚失（或说是错简）而受到整理（如上方第三个链接，乍一看很学术，但实际上有明显玩弄文字游戏、过度解读文字的手法）……或者，有些人的涡阳说提出早在汉魏时期老子籍贯就有了苦县相县之争议，并认为此相县为安徽淮北市境内的宋国临时都城相县，后来在历史长河里，相县之说被苦县所替代。他们甚至直接攻击东汉的边韶，认为“相县虚荒，今属苦”是边韶的造伪；又推己及人地认为，随着东汉王室对黄老道日趋尊崇，陈国苦县加紧了与沛郡相县争夺老子生地的步伐；为了使这种阴谋论显得更丰满，还写出了一段堪比小说的脑洞巨大但脱离史实的东汉宫廷心计“秘史”。

涡阳说中的一个门派承认苦县位于今河南鹿邑，同时认为淮北市相县为汉代的沛郡所在，而先秦有一些关于老子居住在先秦的沛地的只言片语，因而老子是先秦沛地的人——所以老子是汉代沛郡的人。这个门派的论述相对而言正视史实，大胆发挥，虽然有许多论断属于主观臆测，但也存在一定的合理性，值得探究。

比如《庄子》有一则寓言：“阳子居（即杨朱）南之沛，老聃西游于秦，邀于郊，至于梁而遇老子。”

同样，《庄子》还有两段文字记有：“孔子行年五十有一而不闻道，乃南之沛见老聃。”、“孔子西藏书于周室，子路谋曰，由闻周之征藏史有老聃者，免而归居，夫子欲藏书，则试往因焉。孔子曰：善。往见老聃，而老聃不许，于是翻十二经以说。”

庄子尤古，宜得其真。涡阳说据此判断老子籍贯的本来面目是沛地。

首先，庄子散文向来以虚幻浪漫和杜撰故事而闻名，作为信史尚有不足。其次，仅凭上面几段话中的老子常年的居处就可推测老子生地籍贯何在，恐未必然。居沛地难道必为宋人吗？显然不一定。再者，老子所居的沛地在哪里，也无法得知。老子或为陈国籍贯的宋国老氏族裔，常居于沛地。

同为先秦著作的《列子》描述有：“逢氏有子少而惠，及壮而有迷罔之疾……其父之鲁，过陈，遇老聃，因告其子之证。”

《礼记》记载有：“ 孔子曰，昔者吾从老聃助葬於巷党（康有为将之注为鲁国一地名），及堩（道路），日有食之。”《史记》有：“孔子适周，将问礼于老子。”、“南宫叔言鲁君曰：‘请与孔子适周。’鲁君与之一乘车，两马，一竖子俱，适周问礼，盖见老子云。”边韶的《老子铭》写道：“孔子以周灵王二十年生，到景王十年，年十有七，学礼于老聃。”诸多文章，与老子为沛地人士的论据相比较，时间与地点上的疑点重重。这些争议，且由那些老学究们去琢磨吧。

再举一例。下方链接为涡阳县老子研究会副会长牛家栋所写的：《楚陈两苦县 老子故里辨——从史记三家注分歧原点再出》。在这篇文章中，涡阳说在论证“涡阳与史料中的苦县（或真源县）的历史传承关系”失败后，又把怀疑的眼光指向了苦县，创造性地假想历史上有两个苦县：春秋时期老子所在的苦县（认定为涡阳）与汉代的苦县（认定为鹿邑），并且历代史家均混淆了这两个苦县。文章宣传“唐代真源县就是晋谷阳县，也就是春秋楚苦县，其治所位置在亳州城父东部，今涡阳县义门镇”，但又懒于论证：为何真源县——谷阳县，一定是继承自假想的不见于史料的位于涡阳的苦县，而非确存的体系明确的今址鹿邑的淮阳国苦县？此外，文中由陈胜吴广起义军军事作战路线来僵硬机械地判断沿途地理方位，进而笃定春秋时期的苦县位于谯县以东，这纯粹不顾及迂回包抄夹击等战法，强行认定作战一定是步步为营的直线作战：试问由柘打到谯难道不是与由涡阳打到柘的进军方向相逆的吗？试问由酂城镇往东南打到涡阳，再从涡阳往西北横穿城父谯县打到河南柘城，再回东南攻打谯县，这个行军路线不比从酂城镇西进鹿邑，从鹿邑北进柘城再折回南攻谯县更混乱吗？

涡阳提出的类似论据还有《史记·樊哙列传》有关灌婴“降留、薛、沛、酂、萧、相，攻苦、谯。”，并认为灌婴作战路线也是从东向西，迫使今徐州地区的留(徐州以北)、薛(沛县以北)、沛(沛县)、萧(萧县)、相(淮北、濉溪)等地敌军投降，接着向西南方向“攻苦(涡阳)、谯(谯城)”，而只有先打下“苦”，然后才能向西攻占“谯”，足见苦县在谯东。然而这个解读并不成立，文中地名排序并非完全按照地理方位而来：酂实际位于萧的西部，而萧位于相的东部，因而苦在谯前不能说明苦在谯东。

同样是牛会长的文章，这一篇的涡阳县历史沿革却认可了汉代的苦县，并认同汉苦县即唐真源县。

汉代陈国的苦县究竟是不是春秋时期老子所在的苦县，南北朝的史料中已经明确阐释。《后汉书·郡国志》：“陈国（高帝置为淮阳，章和二年改。雒阳东南七百里。）九城，户十一万二千六百五十三，口百五十四万七千五百七十二。 苦，春秋时曰相。有赖乡（伏滔《北征记》曰：有老子庙，庙中有九井，水相通。《古史考》曰：有曲仁里，老子里也。）。”涡阳不是淮阳国/陈国辖境，前文已做介绍。

司马贞在《史记索隐》中说：“苦县本属陈，春秋时楚灭陈，苦又属于楚，故云楚苦县。至高帝十一年，立淮阳国，陈县、苦县皆属焉。”

针对老子国籍县籍的争论，亳州市博物馆名誉馆长、副研究员、著名考古学家与历史学家——李灿先生在《厉（赖）乡考》一文中写道：“对老子的国藉有陈、楚之辩，近期又出现宋藉之争；县藉有苦、相之疑。笔者认为，无论出现多少国名县别，但都不能改变厉乡老子故里说。因为“厉”这个地名出现时，尚无陈、楚、宋三国，更无苦、相二县，早于国、县多名数百年，甚至千余年，因此考证老子故里，重点应研究厉乡的地理。离开这一根本，老子故里就会讲解不清。提出这样那样的质疑，甚至坚持狭隘的偏见，迷惑后人。 ”苦、相之疑，陈、楚之辩，归根结底是对同一地区采用不同时期的行政设置来描述罢了。厉乡，即赖乡（濑乡），指位于涡水上游的古地名，是涡水流域最早出现的地方，历经朝代的更迭，地名的变易，它的位置始终不变。（李灿先生原文未找到，下方链接为有关濑乡的其他考证）

总而言之，涡阳方面的诸多提法很有新意，也有一定的合理性。但这种质疑只砸碎了一个旧观点，却无法证真一个新世界：鹿邑说的根基受到了挑战，却无法有力引出涡阳说的来由。而且涡阳说的观点总是不统一，各种假说甚至自相矛盾，这些论述最后都往往要搬弄被自己所质疑的苦县老子庙的演变脉络和记载，来讲述涡阳的依据，让人十分错乱。

有些持涡阳说立场的人可能会说，古代的城父县、临涣县、蒙城县与颍州之间方圆百余里的广袤平原上竟然没有一座长久设置的县城，这很不合理，所以真源县/苦县一定在涡阳境内。这些人或许不知道：至晚在明代，这一片中间地带仍是湖沼密布的泽国（魏晋曰高陂，明清曰清油湖），雉河集周围分布有五湖三大荒：龙山湖、朱郁湖、清油湖、白湖、蔡湖与龙山湖大碱荒、清油湖大碱荒、蔡湖大碱荒，且历史上还记载有獐、鹿:亳州，蒙城，太和多产。因此，古时涡阳与利辛一带缺失行政设置也就不足为奇了。

如今清油湖早已被龙凤沟、莎（梭/薛）沟等沟渠疏导排干，带来了大片可利用的农田与乡村，也给涡阳留下了临湖镇之类的地名。

下方为涡阳说最早打出的一炮：涡阳一中退休的高级教师杨光老师所论涡阳说的文章，里面表达了对史记的质疑。

该文需要注意的问题很多。譬如文章将老子籍贯定为相县后，依照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的标注，提出丹城为春秋时代鲁桓公与宋国卫国陈国会盟的袲（音同侈，又名荦），又根据涡阳县丹城镇周边有较多的相姓村庄，认为涡阳县东部就是所谓古相大地：《春秋•桓公十五年》记载：“冬，十有一月，公会宋公、卫侯、陈侯于袲（袲，公羊作侈），伐郑。”而《后汉书·郡国志》刘昭注有：“相（沛郡之相），《左传·桓十五年》会于袲者也。”——因此认定丹城镇即相县所在。

然而，仅仅依据袲的方位是否能够得出相县就在丹城，尚且不能做定论；而谭其骧先生认定袲位于丹城的依据是什么，这一条也不清楚（淮北市方面认为袲在淮北渠沟镇）。例如魏晋时期的学者杜预作注有：“袲，宋地，在沛国相县西南。”《春秋大事表》卷七之三：“袲，杜注宋地。沛国相县西南有袲亭，今在江南凤阳宿州。”这些文字又清楚表明袲最多只能算作沛国（郡）相县辖地，但和沛国（郡）相县不是同一个地方。

此外，东汉边韶的《老子铭》记述有：“老子姓李，字伯阳，楚相县人也。春秋之后，周分为二，称东西君。晋六卿专征，与齐、楚并僭号为王。以大并小，相县虚荒，今属苦，故城犹在，在赖乡之东，涡水处其阳。”而位于沛国（郡）的这个相县不在涡河流域（间隔有北淝河、浍河），且历经秦汉晋多个朝代直至北朝北齐天保七年（556）才并入徐州彭城郡承高县（今宿州市萧县）。除此之外，汉代的沛郡相县与今涡阳天静宫一带隔有郸县（见下文）与铚县（今淮北市濉溪县临涣镇），而《汉书·卷二十八》记载沛郡三十七县中有“相”，淮阳国九县中有“苦”；《后汉书·志 第二十 郡国二》记载东汉时沛国二十一城有“相”，陈国九座城池中有“苦”，同一本书同一卷中既有相县又有苦县，综上说明在两汉时期，苦县与沛郡相县是两个并存的县。

《水经注·睢水》有关沛郡相县的介绍：“（睢水）又东过相县南，屈从城北，东流，当萧县南，入于陂。相县，故宋地也。秦始皇二十三年，以为泗水郡。汉高帝四年，改曰沛郡，治此。双武帝元狩六年，封南越桂林监居翁为侯国，曰湘成也。王莽更名郡曰吾符，县曰吾符亭也。睢水东径石马亭。亭西有汉故伙波将军马援墓。睢水又东径相县故城（相子城）南，宋共公之所都也。国府园中，犹有伯姬黄堂基。堂夜被火，左右曰：夫人少避。伯姬曰：妇人之义，保傅不具，夜不下堂。遂遇火而死，斯堂即伯姬焚死处也。城西有伯姬冢。昔郑浑为沛郡太守，于萧、相二县，兴陂堰，民赖其利，刻石颂之，号曰郑陂。睢水又左合白沟水，水上承梧桐陂，陂侧有梧桐山，陂水西南流，径相城东，而南流注于睢。”

丹城集，最早应是汉代郸县（郸侯国）的旧址（注意与隋唐时代的郸城县相区分），同时也是南北朝时期丹城县的旧址。《水经注·淮水》：“涣水又东，苞水注之。水出谯城北白汀陂，陂水东流，迳酂县南，又东，迳郸县故城南。汉景帝中元年，封‘周应’为侯国，王莽更之曰单城也。音多。又东迳嵇山北，嵇氏故居。嵇康本姓奚，会稽人也。先人自会稽迁于谯之铚县，改为嵇氏，取稽字之上以为姓，盖志本也。”由此可知，丹城集一带在汉代曾为郸县地，而非相县县治，而历代记载均未提及老子与郸县的关系。（民国涡阳县志认为郸县县城在今河南永城界内，故未收入涡阳沿革列表。其实临近包河的今涡阳丹城即为汉代郸县。）

此为鹿邑说对涡阳论据不足的一些披露和解释（更多内容可进入博主页面，譬如有关涡阳所称的谷水／武家河的介绍）

2020年，杨光老先生撰文回忆了当年写文章的原委：“马炳文先生原籍涡阳官路口，接到信不久，即率团来涡。接着，时任县长栗兰忠指名要我写一篇文章，证明老子是涡阳人。这是一篇大文章，很重要，也很难写，我感到压力很大。”杨光老师我原是见过的。那是在2015年年末或2016年年初，老先生颤颤巍巍地从涡阳一中老校区的思齐楼穿过，将一份纸质材料交给一位校领导。杨老师的国学底子扎实，爱惜羽毛，能校点文言文版的涡阳县志，后期也很少搅入老子故里论战的浑水。文化搭台，经济唱戏。若是略去杨老师文中一些“迫不得已”的观点，那么阅读他的这篇回忆文章倒是能够让人对涡阳说有一个更为清醒的认识。

台湾道士马炳文（原籍涡阳）在上世纪90年代挪用重修鹿邑太清宫捐款一事，在其他回答中已有详细介绍，此处不做赘述。马道长挪用捐款重建涡阳天静宫的做法事实上点燃了老子故里的争端。

再说说天静宫的沿革：

天静宫兴起于北宋，乃是趁着皇帝朝拜太清宫的兴头逐渐扩大起来的。宋真宗得位不正，又做出澶渊之盟的耻事，故而热衷于诸如东封西祀、神道设教、天书祥瑞的迷信活动，从而君权神授、粉饰太平、镇服四海。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当时全国范围内一时间掀起了争奏祥瑞，竞献赞颂的狂热。天静宫的最初历史即来自于此，其作为神仙家传说中李母感星之所的宗教性纪念场所，由宿州再划入亳州城父县界以内（这和真源县太清宫一直在亳州辖区内的史实相悖）。

下面这一段转自《涡阳县及天静宫沿革考实》（作者：詹石窗 顾宗正）

南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八十九之《真宗天禧元年》篇记载：天禧元年（1017）二月，“亳州言修天净宫毕。初，宿州临涣县有天净宫（应为天静宫，疑是俚语传言所致），言李母感星之所也，（大中祥符七年——1014年）上(宋真宗)将朝谒太清宫，丁谓绘图以闻，遣内侍诣宫设醮，遂诏重修，及是毕工（时有宋翰林学士盛度所撰碑，今佚）。初割（宿州）临涣隶亳州，或言其输税不便，於是止取临涣之大李一乡以附亳，而宿人便之。”，时位于大李乡（传为今涡阳县张老家乡李楼村）境内的天静宫，便在宋天禧元年（1017）转属于亳州，划归当时的城父县（治所今亳州市谯城区城父镇），故称：城父县天静宫。

注意，涡阳方面一直引用宋真宗的《御制朝谒太清宫颂并序》，特别是强调“择元辰於摄提，诣殊庭於谯左”中的谯左为亳州城东部，进而断言宋真宗是前往亳州东的天静宫进行朝拜。其实，结合真宗全文来看，我们会豁然开朗：“太清宫者，介谯都之列壤，滨涡水之鸿州，因降圣之名区，成集真之靖馆。成汤之国，疆理相望；太昊之墟，次舍密迩......顾兹协契，深慰予衷，乃议省巡，用谐人欲。由是发明，诏戒攸司，择元辰於摄提，诣殊庭於谯左。尔乃千车万骑，九斿八銮，按辔乎皇卫，弥盖乎真馆，百执措事，万国充庭。”首先，成汤之国（史记记载商汤王建都于亳）、太昊之墟（太昊陵位于陈州，即今河南周口市淮阳区）可清楚表明太清宫位于亳与陈之间；其次，《御制朝谒太清宫颂并序》有关部分上下文为：诏戒有司（可理解为有关部门的官吏）挑选良辰吉日（择元辰於摄提），到（诣）亳州东部（谯左）的仙家异域（殊庭），于是（尔乃）率领百官以皇家威仪浩浩荡荡地拜谒太清宫。由此可以看出，“诣殊庭於谯左”的活动是拜谒之前的准备，正好与《续资治通鉴长编》中的“上(宋真宗)将朝谒太清宫，丁谓绘图以闻，遣内侍诣宫（天静宫）设醮，遂诏重修。”相呼应。

北宋道士贾善翔所撰《犹龙传》有言曰：“驾九龙之车，凝结变化，五色交辉，流入玄妙玉女口中，此明九龙阳清之华也。今有流星坛，在亳之城父县天静宫也......降生万鹤翔空，九龙吐水，以浴圣姿。龙出之地，因成九井，于今亳州卫真县太清宫也。”

清代整理的宋代官修《会要》中的《宋会要辑稿》记录有：“大中祥符七年正月二十一日，诏割宿州临涣县隶亳州，其税户差徭依真源县例施行。天禧元年，县复，还隶宿州，但析天净宫大李一乡隶亳州蒙城县（疑应为城父县。或为后期调整，例如《会要》中还有亳州蒙城县承恩乡第一都东至本县九十里，西至城父县三十里，乞就近割属城父县。）。”

南宋谢守灏《混元圣纪》、宋末元初赵道一《历世真仙体道通鉴》均言：“今亳州天静宫有流星坛。”

《混元圣纪·卷之二》言：“老君自太清仙境分神化黑，乘日精，驾九龙，化为五色流珠下降。时尹氏昼寝，梦天开数丈，众仙捧日出。良久见日渐小，从天而坠为五色珠，大如弹丸。因捧而吞之，觉而有娠。今亳州天静宫有流星坛即其处。”

以上记载充分说明，北宋时期太清宫与天静宫是两处同期独立的存在，宋真宗朝拜的太清宫绝非今天的天静宫，并且对于如今的天静宫而言，它的更贴合历史传承与实际的定位应该是道教传说中太上老君下凡之处（老子是星精，是其母亲感流星而有娠的产物，天静宫即为流星园所在），而非老子诞生地。

天静宫是如何确立为老子下凡之处的呢？今人的一些做法或许可以帮助我们一窥全貌：例如，一些涡阳说的贤达名流靠着“奇门遁甲”来为传说中的“王子晋升仙台”进行最终的勘察选址，这难免让人有些瞠目结舌。“王子晋升仙台”反映的是汉代郸县的历史传说，在涡阳丹城集一带立碑是无可非议的。毕竟在没有任何历史材料与地方传说的情况下，唯心主义的宗教理由或许是最妙最取巧的功利化选址方法。或许在北宋时期，天静宫也有过如此经历（脑洞再大一点：或许是有陨石坠落于天静宫一带，故而附会为流星园）。但是无论如何，我们都不能以唯心的存在信口开河可能的宗教为依据来论述现实的人物，关键还是要看严重神化前的史料记载以及实物遗存。

后来的明成祖朱棣曾经在天静宫附近居留过一段时间：明洪武三年，朱元璋将九位皇子、一位皇孙分封各地做藩王，四子朱棣率领兵马离开南京受封为燕王，并于涡阳天静宫为营进行屯田养兵。朱棣部下有一人名为李麾，李麾驻在今涡阳城西大王店，燕王住在天静宫。至洪武十三年进驻北平，扫除北元残余。靖难之役后朱棣登基，加封李麾为代王（此即涡阳大王店村的来历），并于永乐元年敕建天静宫，官方宣传上使之逐渐成为老子诞生地。在封建皇权加持下，这样的场所自然有荣光；再加上亳州的韩宋起义政权在元末大拆太清宫使得其迅速没落，以及明朝的亳州和鹿邑分属河南归德与中都凤阳两地…于是，一场升华就此发生，宗教性的纪念场所变为了历史真实人物的籍贯所在，天静宫也成为了颇多气派的敕建宫观。（此为猜测，不见得是事实。）

当然，古代涡阳说的诞生绝非阴谋，也不是横空出世。目前我所掌握的最早的有明显涡阳说倾向的史料记载为唐代张守节所著的《史记正义》里有关于垓下之战的记载：“刘贾入围寿州，引兵过淮北，屠杀亳州城父，而东北至垓下。”，另注：“按，垓下是高岗绝岩，今犹高三四丈，其聚邑及堤在垓之侧，因取名焉。今在亳州真源县东十里，与老君庙相接。”若以唐代视角记录了文中的“垓下”附近的地理形势，再结合当代地理来看，文中的“垓下”应是在亳州城父以东，与老君庙相接。这样按照他唐人的视角所顺出的真源县及老君庙的地理位置则只有涡阳县境内。

不清楚这一信息究竟是张守节的记录疏忽错讹还是另有历史隐情。

北宋《太平御览·卷一百七十八·居处部六》：“亳州城父县老子祠赖乡曲仁里庙，内有八公台、九柱楼，画东王母、西王母。又有静念楼。”

明清两代，天静宫是老子所妊之地的说法渐渐冒出，见于《大明一统志》、《江南通志》、《亳州志》、《涡阳县志》、《大清一统志》等志书。此类观点均是滥觞于元至顺三年（1333）张起岩撰《亳州天静宫兴造碑》所云：“天静宫，老君所生之地也......宫在城父之福宁镇东南，去亳四舍，南距涡水二里，下临雉水。世传老子在妊，有星突流于园，既而降诞，则天静之基旧矣。然其经始，他无所考，独天禧二年盛度所撰碑，文漫灭不可读，而铭半存。”一语。换句话讲：当前涡阳说的源，即为这一通元碑。

明天顺五年刊行的《大明一统志》卷七：“天静宫，在亳州东一百二十里，老子所生之地。后人建宫以尊奉之。元张起岩撰碑。”又云：“流星园，在天静宫南，碑（按即张起岩撰碑）云有星突流于园，老子因而降生即此。元有圣母殿遗址尚存。”

著于成化年间的《中都志》记载有：“老子祠在县东，子所生之地，汉桓帝尝命边韶为文”；“流星园在县东天静宫南，碑云有流星突降于园，老子因而降诞即此，元有圣母殿遗址尚存”；“老子，谯人。”

成书于明万历年间的《名山藏》：“县东百二十里曰流星园老子所生地。”

明万历三十九年，蒙城县令王继贤在《古蒙庄子校释》中提及：“老子为苦人，苦去蒙仅百里，于世又近。庄子其见知之人欤？不然，何神之肖也？余入谯，过苦，登太清之宫，其铸鼎黝然峙立；五千馀言，垂之金石。人未有与苦争者，其遗迹较也。”

《涡阳县志》引明正德崇祯重修天静宫碑，称“在汉为天静宫，延熹八年奉敕而建也，”这是《大清一统志》和《涡阳县志》所谓天静宫建于汉延熹中的根源。但遗憾的是人们至今也不知其以何史料文献作为依据，只疑此处实为借用汉桓帝始祠老子庙的时间。（乾隆《亳州志》记述为：“前明碑记载（天静宫）建自汉延熹八年，未审所据”。）

《大清一统志》颍州府下“天静宫”条说：“在亳州东一百二十里福宁镇，汉延熹七年建，相传老子生于此。宋天禧二年盛度撰天静宫碑。”关于天静宫的方位、宋天禧二年碑云云，也是出自元张起岩碑，只是多了一句“汉延熹七年建”。紧接着，《大清一统志》又说：“太清宫，在亳州西四十五里，通志老子所生之地。取名紫微宫，天宝二年改。”

《江南通志》卷四十八：“天静宫，老子所妊（此处用字为妊，而非诞、生）之地，在州（亳州）东福宁镇。基础犹存，有元翰林张起岩所撰碑。”

乾隆五年纂《亳州志》卷二：“流星园在州东一百二十里，过此为蒙城县界，相传老子之母曾居于此，有流星突流于园，遂孕老子。”；“天静宫，在州东福宁镇，近流星园，汉延熹八年，因老子于此受生，建以奉老子，元至正年提典刘道广修编张起岩撰文。”；“圣母殿，在天静宫前，有大石枕刻文云：‘凿石为枕，断木为桥，红尘不到，终日逍遥。’今仙景宛然，因以名乡；炼丹井在圣母殿前。”

《涡阳县志》卷四：“天静宫在县北十二里雉水之北，俗名中太清宫，汉延熹中建。宋天禧二年敕修，盛度撰记（今佚）。元至顺三年重修之，张起岩记。”在这卷书里，中太清宫（天静宫）与东太清宫（天心宫）都出来了，汉延熹中建也用上了，总之已相当齐全了。

《涡阳县志》所录张起岩碑文及其他相关内容如下：

然而，涡阳说所引用的这些明清方志并非全然支持天静宫是老子故里的说法。

清《江南通志》辨讹一栏中记载有：“按史记，李耳是楚苦县人。汉陈国苦县。晋改为谷阳。隋改谷阳为仙源。唐改仙源为真源，属亳州谯郡。宋省真源入鹿邑，置卫真县。元初省卫真入鹿邑，则李耳归德鹿邑人，非今江南地。唐宋之亳州，邻六县，惟谯、城父二县今江南境，余俱属河南。旧志载李耳凤阳人物中，误矣。”（注，清顺治年间今安徽江苏两省均隶属于江南省）

乾隆三十九年《重修亳州志》卷三《古迹》篇：“按：天静宫与流星园之太清宫俱殿宇洪深，规模整丽，中塑圣像，道气清严，威仪静穆，足令瞻礼者虔肃有加，逈非今匠所能仿佛。前明碑记载建自汉延熹八年，未审所据（考史虽有使左悺祀老子之文，地在苦县）。元碑记言：宫有宋天禧二年盛度所撰碑文漫灭不可读，碑阴有守臣名，盖奉赦所建也，今并元碑俱亡之矣。流星园之说自宋时已有之，纵谓生于厉乡归于鹿邑，此独非诞弥发祥地乎，无始之始，叹妙其源，西太清宫当不敢为先也，他若九龙井本在厉乡，不便强附。”；卷十一《订讹》篇《东太清宫》条下记载：“太清宫有二，其一在州之西，属鹿邑境内，宫墙东即亳土也，古名苦县，亦名厉乡曲仁里，后称谷阳，唐为真源，有九井有老子庙，今并於鹿邑，是为西太清宫。其一在州东一百二十里，邻天静宫南。天静宫者，李母庙是也。起于唐、宋之先（有宋·盛度碑），相传李母居此吞星孕圣地也，是为东太清宫。各志混合为一，故各牵连记载，不知两处各有古迹。见于正史者西太清宫为多，但已属鹿邑，故老子《赞》、《铭》及太清宫载致前《志》所收杜甫《太清宫赋》，更于此地无涉。”

唐玄宗于开元年间“诏两京及诸州各置玄元皇帝庙一所，并置崇玄学，其生徒令习《道德经》及《庄子》、《列子》、《文子》等，每年准明经例举送。”天宝二年，为老君加尊号为“大圣祖太上玄元皇帝”，改西京（长安）玄元庙为太清宫，东京（洛阳）为太微宫，天下诸州为紫极宫，之后又令亳州紫极宫仿照西京改为太清宫。（此外，唐高宗李治曾称：“粤若老君，朕之本系。”、“朕之绵系，兆自玄元。”，又曾下达《改元弘道大赦诏》：“仍令天下诸州置道士观，上州三所，中州二所，下州一所，每观各度七人。”临涣在唐代属亳州，天静宫或许正是源于此时。）

古亳州作为道家发祥地，境内道教宫观的密布是完全合理的。例如亳州老城涡河南岸的问礼巷内至今仍保存有始建年代不详，后来由明代万历年间知州马呈鼎创修的著经堂、春登台与道德经石刻发展而来的老子庙——道德中宫。道德中宫居于东西两座老子宫观之中，它的“中”字恰恰体现了其独特地位。与太清宫与天静宫不同的是，这座宫观是涡河沿岸真正完全保存至今的与老子相关的道教古建筑群，共有古建二十余间。

最后再看一下两地的文物实据如何。

鹿邑县有埋在黄河淤土里的唐宋金元的御制碑刻以及标志性的古桧树（现仅存两株，曰丹桧），有原名奉元宫的明道宫及李母墓，这是涡阳所不具有的过硬的文物铁证。不过，由于长期的黄河泛滥，鹿邑县的九龙井已难辨其踪。

唐玄宗曾下诏：“瑞木表灵，奇文自现。用彰大庆，以福洪图。配五德于易经，迎万叶于休运。宣城告谢，仍付史官。其桧片藏于内库，兼赐诸王宰辅及道众。”

北宋亳州太守欧阳修曾“于熙宁元年（1068）二月十九日，率僚属谒太清宫，周视八桧之异，窥九井禹步之奇，酌其水以烹茶而归”。南宋陆游曾在《老学庵笔记》一书中记载：“太清宫多桧树，桧花开时，蜜蜂飞集其问，不可胜数。作蜜极香，而味微带苦。谓之桧花蜜。”

《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宋真宗朝拜之路：“时密雪骤霁，自奉元至太清十余里，夹道设笼灯燎台，左右执炬间之，焜煌如昼”。元代的《重修奉元明道宫记》碑文云：“隋名苦县曰仙源；唐曰真源，宫曰紫极，追上老子玄元皇帝以本帝系，筑宫县隅东北备伺皇帝驾次之斋居，榜曰奉元。天宝二载，易紫极为太清。宋加太上老君混元上德皇帝，名县卫真。真宗两谒太清坛，奉元之隐，东乡祝拜，易宫额曰明道。”由此可知，真源县位于明道宫所在位置。

《宋史》关于宋真宗朝谒太清宫的全程记载为“七年正月十五日，发京师。十九日，至奉元宫，斋于迎禧殿。二十一日，帝服通天冠、绛纱袍，奉上太上老君混元上德皇帝加号册宝。夜漏上五刻，天书扶侍使奉天书赴太清宫。二鼓，帝乘玉辂，驻大次。三鼓，奉天书升殿，改服衮冕，行朝谒之礼，相王元偓为亚献，荣王元俨为终献。帝还大次，太尉奉册宝于玉匮，缠以金绳，封以金泥，印以受命之宝，纳于醮坛石匮，将作监加石盖其上。群臣称贺于大次。分命辅臣荐献诸殿，改奉元宫曰明道宫，奉安玉皇大帝像，改真源曰卫真县。车驾次亳州城西，诣新立圣祖殿朝拜。至应天府朝拜圣祖殿，诏号曰鸿庆宫，仍奉安太祖、太宗像。驾至自亳州，百官迎对于太一宫西之幄殿，有司以卫真灵芝二百舆洎白鹿前导天书而入。帝服靴袍，乘大辇，备仪卫还宫。”

涡阳天静宫也不是没有相关文物，但大多是明清时代的道教文物遗存，与涡阳说所惯用的那些明清志书的价值大抵相当。至于所谓九龙井，鹿邑因为黄河泛滥只剩一口，而涡阳天静宫一带旧时多有驻军，例如所谓擂鼓庄等地名，其实能找到十几口井。又如，涡阳县为了附会“正殿”一词，一直谎称“这个现有1000多居民的小村中，并无郑姓人士”。然而天静宫所在的郑店村大多数即为郑氏人家，“郑店”正是得名于此。

上世纪九十年代末，中科院和安徽省派遣的考古队在天静宫一带进行考古挖掘，所得的结论是：“遗址地面散见自史前大汶口文化晚期、龙山文化及东周、汉至宋、元诸时期的遗物。在遗址西北部随处可见东周时期的陶豆、陶鬲等遗物，证明东周时期此处确有聚落；遗址中部出土了大量汉晋时期的砖、瓦，说明当时曾有相当规模的建筑物存在。”；“在老君殿发掘区内发掘了一批汉至六朝期间的建筑遗物,有菱格纹、乳丁纹、几何形纹、绳纹砖及大吉祥阳模文字砖，此外还发现二截汉砖砌体以及汉半两钱和绳纹板瓦残片。在天静宫遗址西北的电灌站附近还发现绳纹厚板瓦、绳纹砖和凸突莲花瓦当,均具汉至六朝风格（实际上在整个中原黄淮流域，汉砖存量极大，常被采集用于农家建筑，譬如2019年涡阳县清代城墙原址就出土有大量汉砖）”；“老君殿区文化层厚1.8-2.4米左右，大体可分八层：其中第一层为表土层，第二层为清代层，出土‘大清年制’款识的青花瓷片等，第三层为红淤土，系黄河泛滥层，第四层为明代层，内含有‘大明年制’款识的青花瓷片，第五层为红淤土，系黄河泛滥层，土层较厚，第六层至八层为宋元文化层，内含大量的粗白瓷碗、影青和兔毫瓷片、宋代钱币和建筑构件等，比较珍贵的是几处宋代窑藏瓷器，一般少至十几件，多的近３００件，品种多为碗、盏等实用之物，不少器底有墨书‘宫’字款识。唐代文化堆积，见于一灰坑和窑内，有含莲花瓣圆瓦当、板瓦和黄釉粗瓷碗，考古地层显示了自唐代以来建筑活动持续不断，大体都处于天静宫遗址的中心地带，这期间曾经历了两次黄河泛滥之灾，反映天静宫沧桑的历史。”；“有20多块元代以来敕建和装修天静宫兴造碑，其中记载‘天静宫为老君所生之地’和‘世传老子在妊，有星突流于园，既而降诞’。有‘敕撰’、‘混元降（诞）’等残片和司马光记载的老君石像一尊及‘古论文范文园’石匾一块”；还发现宋代大型建筑基址一座（在散水铺砖下出土有宋代“祥符元宝”铜钱压基，可认定基址时代为北宋）、宋代庭院一处、唐代残房基址一处、石灰窑若干......这些结果可以说明天静宫地区在汉代以来人口已比较稠密，建筑活动比较普遍；北宋大中祥符年号（1008-1016）以后，有大型宫观出现——这充分印证了前文《续资治通鉴长编》中1017年‘亳州言修天净宫毕’记载的论述。

天心宫位于今涡阳县曹市镇境内，原为宿州的太清宫，宫前有明熹宗天启2年（1622年）碑，未说是创建还是重建。清宣统元年（1909年）涡阳县籍新疆巡抚袁大化重修，并树碑记事。

康熙十九年的《创建火德神庙碑》记载：“吾乡之里旧有老君天心宫，所建有三清、三炁、玄帝神庙，四方赖以庇佑者数百代矣……”该碑落款：“康熙十九年二月朔一日吉旦大清国江南凤阳府宿州城西仁义乡抬头村四散居。”

此外，清末袁大化重修天心宫的碑记又这样说：“吾涡邑东三十五里古名“流星园”，为老子降生古里……自山门东西接砌外垣，四周各十八丈。东为流星园，建室三楹，备游观憩息之所。西为老子故里，西北建圣母庵志圣瑞也。”——又是一处标记有流星园的老子故里，涡阳坐拥两处老子诞生地，怪哉！

根据涡阳方面的宣传：“1993年涡阳县老子研究室的工作人员曾经从东太清宫里的一棵皂角树上折下一根树枝，回去之后数得上面的年轮已有1890个；又称东太清宫的年龄应该与皂角树相仿，始建于东汉延熹八年（公元165年）。”此实为大谬！首先，树枝能数出1000多个年轮，纯属违背科学的信口开河；其次，1890个年轮对应的时代正是汉代，生拉硬扯的做法真可谓一览无余。经查，安徽省绿化委员会确认公布的树龄500年以上的古树（列为一级保护）名录无太清宫皂角树，亳州市24棵500年以上树龄的古树也无太清宫皂角树，涡阳县仅义门清真寺皂角树与公吉寺篱笆村柘树入选一级保护。东太清宫附属的古皂角树实际为二级保护（树龄300-500年），应为明代所植。涡阳说粗鄙荒唐的论证态度与手法可见一斑。

在天静宫附近现存的东岳庙——涡阳老子博物馆内有部分文物碑记实为东太清宫所属，被现代人挪至天静宫以充实建立老子博物馆。

又譬如涡阳说一直强调涡阳县尹沟村附近的尹孤堆是尹喜之墓，判断其为尹喜因仰慕老子而在老子故里定居；然而1992年的考古勘探证实内有汉砖，造墓时间应晚于尹喜生活的年代。首先，尹孤堆因为靠近尹姓村庄而得名，并不一定是由于埋葬着尹姓古人而得名，这是皖北地区各种孤堆常见的命名规律；其次，涡阳县并无任何史料证明本地尹姓居民为尹喜后代，不能解读出涡阳是尹姓的祖居地，更不能断定尹喜后人将尹喜埋葬于涡阳。

涡阳说依据尹氏族谱中的“随祖居于涡阳县西十里尹家沟”断定，此处的祖居表明尹家沟是尹氏族人的祖根。然而结合族谱记述全文（“六公随叔父迁于亳南双沟集”）来看，“居”明显是动词而非名词，“随祖居于”是跟着始祖居住于，涡阳方面则是选择将这段话解释成追随祖籍地居住于（尹沟）。此外，涡阳方面依照双沟集的尹氏宗祠“燕喜堂”来说明其与尹喜的关联，却不去考究燕喜一词的出处（《诗经》里面有：吉甫燕喜，既多受祉。此处吉甫即为《诗经》的总编篡者——尹吉甫）……不知是文言知识过分业余，不学无术，还是有意混淆视听，浑水摸鱼。

汇总各方面的尹氏族谱后可知，涡阳县尹氏家族祖先为山西禽昌县尹村人（涡阳族谱中所言的山东枣林庄应为盲从误传），为著名的明初大槐树移民的成员。明初洪武二年有尹奎、尹明兄弟二人（迁）居于亳州东部的（鄙）桑里村。奎公育有十一子，而明公无子嗣，于是抚奎公六子（即六公）为嗣。传闻四公（曲沃）迁于灵璧刁山，六公（来营）随叔父迁于亳南双沟集，七公（东方）迁于颍东枣庄集，九公迁于江南徽州府，惟十一公随祖居于尹（家）沟，其余皆不可考。其老祖坟位于雉水北岸，天静宫南，明末已失其方位，绝非至今高高耸立的尹孤堆。涡阳光绪尹十一公重建碑记载：“公随父讳奎居于尹家沟。”

尹是先秦时代的官职名称，历史记载的尹喜墓位于陕西楼观台，而尹喜的真名究竟是什么，古往今来的争议非常多，有宓喜、尹喜、喜、关尹、尹文公等各种说法，如下方链接。

再例如前几年涡阳方面兴奋地宣传丹城集相氏祠堂地下出土了一尊古碑，并认定其为孔子问礼碑：

然而这个古代浮雕（画像石）所刻画的真是孔子问礼的主题吗？结合下方链接，涡阳方面的认定理由很难成立。姑且认可此浮雕是问礼主题，那又果真能体现出涡阳或者丹城的独特之处吗？鹿邑太清宫内也有一尊古碑写有孔子问礼处。看完链接应有体会。

2020年最新版《辞海》出版后，涡阳县如获至宝，立即开动宣传称2020年新版《辞海》权威认定了老子故里在涡阳，并召开各级座谈会以庆贺周知。事实果真如宣传那样，老子故里在涡阳最终由国家拍板了？

最新版《辞海》记述为：“……《史记》等记载其为楚国苦县 （今河南鹿邑东） 厉乡曲仁里人(《全元文·亳州天静宫兴造碑》称天静宫［今安徽涡阳北］为其出生地）。” 而在1999年出版的《辞海》 中，关于老子出生地的注释则是“……楚国苦县 （今河南鹿邑东）厉乡曲仁里人（一说为今安徽涡阳人）。”二者对比后不难发现，旧版《辞海》的涡阳说附于主流鹿邑说的后面，且均未提及两家说法出处；新版《辞海》的涡阳说依然是附于主流鹿邑说后面的注解内，但补充了两家说法的最早依据：汉代的《史记》与元代的《亳州天静宫兴造碑》。这体现了《辞海》作为官修工具书的严谨与客观：不偏不向地把既存争论简要准确地陈列出，以供使用者参考。涡阳对此的某些文宣，实在是有些主观情绪化的单方面过度解读了。

如果新版《辞海》的措辞排版真像是涡阳方面宣传的那样，体现的是学术权威对涡阳老子出生地的确认正名，那么原文中提及楚国苦县时的标注为河南鹿邑东，又是否体现了编修者们对涡阳所谓苦县-谷阳县-真源县-涡阳县的历史沿革说法的权威否定呢？

涡阳县如今的宣传和舆情在老子故里方面往往显得极为豪横、焦躁、亢奋与敏感，这是一种玻璃心的体现。须知，过度自尊就是自卑。坦诚地端正心态与不卑不亢地尊重史实，这是任何一个具有厚重历史文化底蕴的地域都应该由内而外流露的气质，腹有诗书气自华，而非动不动就“甩他脸上”、“众所周知”，用一些粗通文墨、不容置喙、自说自话的无稽之谈来自欺欺人：仅靠几篇故意设置学术话语障碍的文章与不可多得、不可示人的藏书，来肆意垄断话语权并愚弄大众的时代已经结束了！而今的时代是一个信息大爆炸的时代，是一个文艺复兴的时代，是一个不再蒙昧地迷信权威的时代，人人都有权有机会有能力有资源对文史进行深入的考证与自主的判断。在这样一个时代里，涡阳县现阶段的做法只会给人以欺世盗名与近世以来此地文化凋零之感。爱之深，责之切！

“开发历史名人资源的前提是弘扬历史文化，但现实中更多的是对历史文化的消费和亵渎。借历史人物大搞旅游开发，其目的并非传承历史，而是为了谋取利益最大化。恰恰是对经济利益的追逐，改变了我们对待历史的严肃态度。既然学术要为商业服务，那么假的就可以变成真的，虚构的也可以变成真实的。如果缺少对真实历史的尊重，那么所有的名人故里之争都有可能无休止地争论下去。甚至于，任何一个地方都可以根据需要炒作成为某个名人的故里。为了证明自己才是真正的某某故里，各地争相打造仿古建筑。大量相似的旅游文化景点被建成，这些景点往往都是重复的、低层次同质化竞争的体现。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投入，产出的是一些无吸引力的相似景观。名人故里之争陷入了同质化竞争的困局。历史文化名人要么是真实的人，要么就是一个文化符号。名人故里往往具有历史文化研究上的严肃性。但一些地方为了争夺名人故里，不顾历史事实, 无中生有地杜撰“史料”、伪造“文物”, 用来证明自己争夺名人故里的正当性、合理性。“文化搭台，经济唱戏”是一些地方借文化来推动经济发展的口号。但是，文化不应该仅仅是手段，文化本身就是目的。就老子来说，他首先是一个世界性的文化名人，而不是一个发展经济的工具。如果我们不能尊重文化，那么，作为名人故里开发出来的旅游景点，恐怕也很难具有文化上的吸引力，而这又是文化类旅游景点的核心竞争力。今天鹿邑、涡阳竭力争夺老子故里的名号，如果不去把他的文化传承和发扬光大，实际上就是舍本逐末。没有对老子文化的传承和弘扬，也就不可能有老子文化旅游事业的真正繁荣，这是再简单不过的道理。”（节选自中共亳州市委党校教师邱乐在《亳州晚报》“党校园地”栏目发表的文章。）

无论我们的涡阳说如何演绎，目前能指向老子籍贯的确切证据只有史料和文物遗存，其他的假设推想都还没有实物来佐证。在最终结果尚未落定的情况下，鹿邑说的可能性依然是最大的。更何况与老子生地相比，对今人更具有价值的是真正的老子文化遗存。同为老子文化的宝库，同为道家思想的起源地，同属涡河流域的热土，涡阳应该学着去与鹿邑方面做好对话合作，直面更多的争议和史实，共同开发老子文化，协同传扬老子思想，不要让先祖的遗产在我们这里变质贬值。

身为热爱家乡的涡阳人，看到人杰地灵的涡阳还有嵇康墓 捻军起义 革命老区 这样的历史瑰宝被忽视，母亲河——涡河的航运及历史价值犹为可贵，天静宫的真正文化意义需要合理开发，物产丰饶、四通八达、有山有水有矿藏的涡阳大地如此美丽，心里面更是觉得家乡潜力无穷。热爱之余，私以为涡阳人可以做的是，为而不争。

人民日报以涡阳县辉山烈士陵园的真人真事为素材拍摄的纪念抗战胜利七十五周年的短片，极为感人（特别是转场部分，戳人泪点），体现了以涡阳县新兴集为中心的豫皖苏边区抗日根据地崇高精神的薪火相传！致敬！

本人用手机拍摄的几张涡河义门段沿岸的照片：

涡阳县（雉河集）的一些重大历史沿革：

涡阳是安徽最年轻的“古城”，分布着丰富的具有高度史学价值的历史遗存。清末捻军起义的发生，与雉河集附近食盐走私（宿州、亳州以一沟为界，名曰“鸿沟”。沟北宿州食芦盐，沟南亳州食淮盐。芦盐价廉物美，淮盐则价贵味苦，比芦盐贵一半以上。）与保护走私的非法武装、农民的大量破产失业以及地方行政的中空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下方链接通过对涡阳县老城建筑遗存的梳理（例如涡阳老城自始至终没有一座县衙，马公馆规格的僭越），很系统地分析了清末风云变幻之际，涡阳县城在建县前后的社会状态。

涡阳（雉河集）建县的相关记载：

同治二年初， 钦差大臣、科尔沁亲王僧格林沁督师皖北，驻节亳州、蒙城等地，剿抚兼施，皖北蒙 、亳一带捻军“渐次肃清 ”。同治帝颁诏要求皖抚唐训方“慎选牧令，招集流亡，妥为经理，善后 事宜”。然而，皖北灾荒不断，民风剽疾，善后并非易事，以致有人认为“苟非增设县治，殊不足以遏乱萌 ”。唐训方“经理 ”皖北，一方面接受都统富明阿之“皖北圩多，练总权大，倚势抗官积久，寻仇焚杀，宜平各圩，削练总权 ”建议，积极整饬圩练；同时又上奏朝廷“雉河集为蒙、亳接壤之区，距城较远，以致强寇迭起，屡抚屡叛，非添设知县，教养兼施，不足以资弹压而移风化 。今拟于雉河集添设县城一座，设知县、教官、典史各一员”。

二年十一月，同治帝谕复:“皖北地方辽阔，人情强悍，寇盗易滋。如有应行添设重镇，及改设州县，藉资控扼之处，著与僧格林沁面商，并咨会曾国藩妥筹具奏。”

因对寿州苗沛霖叛乱措置不当以致州城失陷，唐训方为富明阿奏劾而降调，江宁布政使乔松年升任皖抚。所以，当同治帝接到僧格林沁等“蒙、亳一带贼氛甫灭，请于适中之地，增设文武，酌添防兵，以资控制”之奏后，云：“安徽蒙、亳，东西相距二百余里；河南永城县与安徽颍州府，亦南北相距二百里左右......其间平原旷野，地广人稀，加以素习强悍，寇盗易滋。雉河集为蒙亳永宿颍适中之地，相距均在百里以外。该大臣拟请添设重镇，或酌设州县各官，以资管理，所筹甚中窾要。着曾国藩、乔松年，审度时势，酌量情形，遴选职分较大武员，统带数营驻扎该处，以资弹压，庶可清理伏莽，永消反侧。其办理善后各事宜，尤属刻不容缓，应如何酌设州县各缺以专责成之处，并著详细筹商，妥议章程具奏。”

同治三年五月，涡阳县城刚建好外围土墙，张宗禹、赖文光率领捻军围攻县城，将宿州知州英翰围困三个昼夜。英翰认为城址风水不好，便西迁二里另建新城，而英翰被围处为老城（马公馆位于老城内）。

四年五月，军机大臣奉旨会吏、兵等部议其奏请，允之:“臣等伏查皖省善后事宜，以扼要控制为最急......应如该督等所请，于雉河集添设县治，其分拨地方划清疆界，仍令该督等详细妥议具奏。至添设雉河新县，应请旨即名古之‘涡阳’，并请定为冲、繁、难......添设雉河新县，系为控制地方要害起见，应如该督等所奏，嗣后该处命盗案件，即由新设之涡阳知县招解，该管上司勘转，以资整顿 ”。六月一日，谕内阁准部议。七年，新县城破土兴工，九年竣事。

雉河集附近原属亳州（城父县）的部分，长期以来设置有福宁镇。《金史·地理志·南京路》有：“亳州，上，防御使。宋谯郡集庆军，隶扬州。贞祐三年升为节镇，军名集庆。户六万五百三十五。县六、镇五（旧有福宁、马头二镇）：谯，倚，有涡水、泡水，镇一，双沟。鹿邑，有涡水、明水，镇一，郸城。卫真，有洵水、沙水，镇一，谷阳。城父，有涡水、淝水、殳水。酂，有睢水、汴河、白龙潭，镇一，酂阳。永城，兴定五年十二月升为永州，以下邑、砀山、酂县隶焉。有芒山、汴河，镇一，保安。”

关于涡阳县城与秦代陈胜遇难的下城父聚的关系，明清以来的志书均言位于古代城父县与蒙城县（汉代为山桑县）边界的今涡阳县城为下城父聚，我认为有待商定。为何？《水经注》明确记述有：“涡水又东迳下城父北。《郡国志》曰：山桑县有下城父聚者也。涡水又屈迳其聚东郎山西，又东南屈，迳郎山南。山东有垂惠聚，世谓之礼城。袁山松《郡国志》曰：山桑县有垂惠聚，即此城也。”文字指明了下城父聚位于郎山以西（今亳州市蒙城县涡河北岸的狼山），涡河从二者之间东南流至山南。今涡阳县城与狼山有相当一段距离，据《水经注》文字可知其似乎不是下城父聚，下城父聚的说法可能是后世根据蒙城县境最靠近城父的沿涡市镇来附会的。

雉河集原属蒙城的部分，在宋金时期曾设置有蒙馆镇（今涡阳县城东的蒙关村，位于蒙城县城西北八十里），谭其骧的历史地图标注及清代志书有误。北宋时期欧阳忞编撰的历史地理学著作《舆地广记》中有：“蒙馆镇，本梁置北新安郡，东魏改为蒙郡，北齐郡废置蒙县，后废为镇。”《金史·地理志·南京路》下记载有：“蒙城，宋隶亳州，国初来属，有狼山、涡水。镇一：蒙馆。”

最近出土于涡阳县城东街道蒙关村后寺庄的明代嘉靖三十一年重修寿圣禅寺记上清楚刻有：“蒙城县去城西北八十里有奇，水曰雉河，河曲之镇曰蒙馆。”明代的蒙馆村属于蒙城县淳化乡管辖，清代则划入新成立的涡阳县。民国涡阳县志强调：“通志蒙馆镇在蒙城县西北三里，误。”

这些文物遗迹的发现，填补了涡阳县城一带在魏晋南北朝的历史空白，更加佐证了涡阳县与苦县/谷阳县/真源县并无直接关联的论断。

夹带私货：有没有大神能告诉我义门镇真正的历史到底如何？我只知义门镇确切历史为：

由始建于隋唐年间涡河北岸的白龙王庙发展而来（“先有白龙王庙后有义门集”，清末有大殿三间，殿内塑有白面龙王；清袁甲三《戊戌定乱平粜记略》：“亳州统领蒙城张云松得报，驰往涡阳城守，分兵留防涡西白龙庙，即义门集。”），屡受黄河水患（明代黄河多次南泛改道涡河）。元初忽必烈时期伊斯兰教传入并建寺，在元末至正九年发生义门乡农民暴动，于坞下村诛杀城父县达鲁花赤伯颜（又名巴颜/巴延，蓟国公托克托/脱脱之孙）。明代又有伯俞村，弘治九年，朝廷在涡河航道北岸的白龙王庙设立义门巡检司以填补城父县废除后的空缺（最初还有，英宗睿皇帝實錄·卷一百三十六：正統十年十二月四日，癸卯，設直隸鳳陽府潁州亳縣義門廵檢司，置廵檢一員，從廵撫侍郎薛希璉言，地迫黃河，居民叢集，正逋亡往來之路，宜設廵司，以盤詰之也。）（清实录·乾隆朝实录·卷四百七十七：又颍州府属亳州，回汉杂处，请于义门集添设巡检一员，并建衙署等语。），亳州境内并有东西义门两乡。清末卷入捻军起义，为捻军与清军反复争夺之要地，捻军领袖张乐行及其随从于义门周营村被僧格林沁杀害。1864年划入新设立的涡阳县，保留巡检司；后改为义门镇，民间又因白龙王庙等庙宇林立而称之为龙王庙集或简称庙集。抗战沦陷时期曾为伪涡阳县治。（伊斯兰教与道教在此期间曾有过一些摩擦，据说信奉道教的莲花庵主王道人死后葬于义门清真寺西并建塔一座。1941年信奉伊斯兰教的白瑶卿在义门任伪县长期间，认为王道长的塔建于寺西，影响其主收容伊斯兰教亡人，便借王道长之塔有妖作怪，将云扫散造成天气干旱之故，将塔扒掉以求天落雨。这就是“王道长扫云天旱，白县长扒塔求雨”的故事。）

义门集南有二女孤堆（今属谯城区城父镇管辖，城父在先秦时期又叫做：夷），为纪念春秋时期为楚灵王殉葬的申亥二女的大型墓葬。《左传·昭公十三年》：“夏，五月癸亥，王缢于芋尹申亥氏。申亥以其二女殉而葬之。”《后汉书·刘梁传》：“及灵王骄淫，暴虐无度，芋尹申亥从王之欲，以殡于乾溪（今城父镇干溪沟，沟西侧至今仍存章华台，又名灵王台，龙台庙。），殉之二女。”由此可知，东周时期的义门一带属于楚国边界，二女孤堆疑为楚灵王墓。

古义门巡检司城三面环水，北高南低，四周有城墙，高一丈五尺，内有十二条街道通过九个城门连接城外的村落，东西太平主街铺以石条，镇东拖缰沟上骑有大石桥，涡河上排列有五处渡口，白龙王庙、龙兴大寺、清真寺、孝祠、天齐庙、火神庙、天主教堂等散布其间，号称九门十关七十二庙。整个义门集市（包括一水之隔却属于州地城父管辖的河西常小街）呈现武汉三镇的局面，涡河、漳河（又名油河）将之分为河北（县地）、河南（县地）、河西（州地）三块，河北的巡检司城占主体。1864年划入涡阳县时，义门的户口有3600多户，一万多人，比涡阳县驻地雉河集还多几百户，俨然是亳东首镇。新中国成立后，巡检司城墙及大小庙宇陆续被拆除。

义门官方宣传历史为东汉孝子韩伯俞生于此，唐代曾为（侨置的）真源县，安史之乱时因县衙毁于战火仅余下一座仪门，故而统称仪门。清末因避讳仪字所以改仪为义，始称义门。

1948年设义门区，归涡阳县管辖(此时涡阳县隶属于阜阳地区)，全区所辖范围一镇六乡。1954年则有一镇十三乡，1958年则设一镇四乡，1961年建区划社，1970年撤区建社，1979年建区划社，这是最后一次建区。在这次建区之后，义门区全区呈葫芦形，东西较短，南北较长，共辖五社一镇，其中的镇主要就是今日的义门镇。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大规模的“撤区并乡”行政区划调整行动中，义门镇被划分为独立的建制镇，在行政上只比县级低半级。同时随着亳州的建市，义门镇的隶属关系也由原来的阜阳地区改成了亳州市。2009年4月经涡阳县批准，撤销张老家乡，将张老家乡滕刘行政村、李元行政村、赵屯居委会划进义门，义门由原来的59.7平方公里变成现在的86平方公里，其中城区4.6平方公里，耕地7.9万亩；总人口8.9万，其中城镇人口2.6万，回民1.8万。

注意，下方引述碑文中描写为：“县治义门乡坞下村有贼二十徒”、“与邑中色目子弟习射”。首先，根据邑中有色目子弟，基本可以判定当时的城父县邑（即县城）在今天应有回族聚居地，而义门清真寺始建于元代，义门镇如今居住有近两万回民。其次，城父县治名叫义门乡，今义门集到城父村仅约九华里，完全可能成为行政中心。不过，碑文后半部分又记有“众皆鼓勇，直走坞下，至白龙庙闻贼党去掠福宁镇，侯转马南追”等文字，说明今义门集（白龙庙）在当时不完全等于义门乡（猜想：元末的义门乡建制或许并未设立在白龙庙，白龙庙仅为城父县邑义门乡的辖地，直至明清在白龙庙添设义门巡检司后，两个地名才逐渐合流）。

《大清一统志》记载：“巴颜祠，在亳州城东义门镇，元至正中郭义校尉巴颜为民杀贼被害，后人于其被难处立祠以祀巴颜，旧作伯颜，今改正。”

我有以下几个疑惑：义门镇明清时期的原名到底是义门还是仪门（老义门话里仪义同音）？谯城区的南谯寺又名义门寺，其和义门的关系怎样？义门（仪门）名称的真正由来？皖北地区的地名书写极不规范，往往造成迷惑（比如亳州安家溜，近现代又被写作安溜、安六；义门镇刘老庄，在公交站牌中写作刘姥庄；义门周营村，原为捻军领袖张乐行遇难地的周家营，但在有些现代官方文档里被故意写作周郢村；涡阳耿和尚庙，近代写作耿皇；涡阳还有龚吉寺、宫记寺、公吉寺、公鸡寺这样地名的混乱书写。注，吉与鸡在涡阳方言里同音）。希望有能接触到亳州志、涡阳县志（宣统之前印刷的最好）和义门区志、义门乡志的朋友可以解答一下。配图如下：

所以，希望能有人来解答一下。(◐‿◑)

更新，义门镇名称真实来源已知：宋代皇帝表彰当地一个王姓家族（宋史孝义传中记载亳州王子尚/上四世同居）的孝义而赐号义门，可见涡阳县现今所宣传的义门为真源县城，因在安史之乱后仅存县衙仪门，至溥仪登基避其名讳才改成义门的说法并不确凿。

《宋史·卷四百五十六·列传第二百一十五》：“咸平后，又有保定军孙浦、襄州常元绍、蔡州王美、解州董孝章并十世同居；莫州高珪、永定军朱仁贵、潞州邢濬、相州赵祚八世同居；麟州杨荣、隰州赵友、开封李居正、颍州张可象、卫州张珪、沧州崔谅七世同居；邢州王觉、赵州曹遵六世同居；兖州童升、陈州樊可行、京兆元守全、平定军段德五世同居；开封张仁遇、亳州王子上、建昌军瞿肃四世同居。肃家百五十口，长幼孝悌，乡人化之。又河阴王世及、大名李宗祐、陈州刘闰、宣州汪政、潭州李耕，或聚居至七百口，累数十百年。并所在请加旌表，诏从之，仍蠲其课调。”

何为义门？赵翼《陔余丛考》：“世所传义门，以唐张公艺九世同居为最。然不自张氏始也。《后汉书》，樊重三世共财。缪彤兄弟四人，皆同财业。及各娶妻，诸妇遂求分异。彤乃闭户自挝。诸弟及妇闻之，悉谢罪。蔡邕与叔父从弟同居，三世不分财，乡党高其义。如陶渊明《诫子书》云：颖川韩元长，汉末名士，八十而终。兄弟同居，至于没齿。济北氾幼春，七世同财，家人无怨色。是此风盖起于汉末。”

《江南通志》记载：“后汉韩伯俞，城父县人。尝有过，母笞之，泣。母曰‘他日笞汝未尝泣，今泣何也？’曰‘他日笞常痛，今母之力不能使痛，是以泣也。’郡人称其孝，立祠祀之。在义门集西。”

义门镇除一座清真寺外，至今仍有大量古代的历史遗迹未被真正保护，而在如今基于涡阳说与市场利益的驱动下，这些真正的历史遗迹有毁于破坏性开发的可能。涡阳县已计划在义门镇兴建仿古的真源县衙及仪门，这场名人争夺的恶战及恶果不知还要持续多久。

希望家乡能够基于历史与实际做出正确选择，而非执迷于打造老子相关的旅游业（更何况现今其思路与设计是不科学的），攀别人家的祖宗，这样只会对自己的过去进行自我否（yan）定（ge），对未来与子孙带来误（huang）会（yan），对现有的珍贵遗存造成荒（po）废（huai）。同时也希望家乡更加繁荣，走出一条属于涡阳自己的发展道路，利而不害，为而不争！

四、老子故里到底是安徽涡阳还是河南鹿邑？？？

没有意义，不如研究道家思想对现代社会有什么助力

五、涡阳老子牛车站是涡阳哪个汽车站_？

公交线路：涡阳5路，全程约2.1公里1、从涡阳汽车站步行约140米,到达红星街站2、乘坐涡阳5路,经过5站, 到达老子牛南站3、步行约80米,到达老子牛

六、涡阳庙集的由来？

涡阳县标里镇位于涡阳县西部，距离县城20公里，国土面积为98.3平方公里，总人口6.3万人。标里镇（原名标里铺），1948年，把“彪狸”铺正名为标里。相传，在列国楚灵王伐徐时，大将伍子胥在城父寨镇守，因距亳州城父寨十八里路，故叫十八里铺。由于距离城父寨18里的路程十分标准，故人们便把十八里铺改成标里铺。

七、从涡阳到双庙？

汽车南站或者你在华星大酒店往南一点，就看到一排面包车，你直接问下可是去双庙的就行了

八、涡阳老子生态园子在哪里？

在涡阳县闸北镇，二桥收费站南100M处。

九、国家认定老子故里是安徽涡阳的吗？

是

据司马迁《史记》记载在涡阳！　　司马迁《史记》说：“老子者，楚苦县厉乡曲仁里人也(今涡阳人)。姓李氏，名耳，字聃，周守藏室之史也。”老子姓李，又为何称老子呢？据郑玄《礼·曾子问注》曰：老子，寿考者之称。 然而古往今来，寿星很多，为什么独李耳称老子？于是，葛玄（葛洪从祖，治神仙术，见《抱朴子》）则解释说：老子生而皓首，故曰老子。至于老子姓李氏，列仙传（马叙伦案《神仙传》）曰：老子母扶李树而生老子。老子生而能言，指李树曰：“以此为姓。 ”而唐初《艺文类聚》（清王琦《李太白全集》）引：“其母感大流星而有娠，虽受气于天，然生于李家，犹以李为姓。母到李树下生老子，生而能言，指李树曰：‘以此为我姓。’”《神仙传》又说老子“身长八尺八寸，黄色美眉，长耳大目，广额疏齿，方口厚唇，额有三五达理，日角月悬，鼻有双柱，耳有三门，足蹈二五，手把十文。 周时人，李母八十一年而生。”上述诸说，乃附会之谈。。

十、罕台庙赶集时间？

罕台庙赶集的时间是每年农历六月十八日。这是当地居民和周边地区的农民盼望已久的一天。在这一天，人们会提前准备好各种物品和食品，把自家的商品带到庙会上进行交易。庙会上有各种商品琳琅满目，从食品到纺织品，从玩具到家居用品，应有尽有。此外，庙会上还有各种娱乐项目，如杂技表演、舞狮、龙舟比赛等，吸引了许多人前来观看和参与。参加庙会的人们除了能满足购物需求，还可以感受到浓厚的民俗风情，增强彼此之间的交流和互动。